“这孩子是我孙子，绝对不可能是我儿子。”站在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办公室的老人斩钉截铁地说。他望着大家的眼神，好像鉴别判定的结果要不是他不愿意看到的，那就是结果搞错了。

　　几个年轻女孩瞧着老人挺可怜的，就拽着所长邓亚军央求道：“邓所，您行行好，帮帮这位大爷吧，他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做亲子鉴定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”

　　邓亚军心里琢磨，这一家五口人，从湖北的乡下跑到北京来，确实不容易。除了老人和孙子，家里其他人智力上都有点问题，但凡是个有良心的人，都应该对他们表示同情。

　　但是，做亲子鉴定讲究的是公正，而不是同情心。邓亚军根据多年的经验知道，不能光凭感觉来判断事情，得靠证据说话。要是老人真的被村里人误会了，那一份鉴定报告自然能证明他的清白。

　　可是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，根据鉴别判定的结果，老人的孙子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老人和他儿媳妇的亲生儿子。

　　办公室里安静极了，谁能料到，那位表面老实的老人，心里竟藏着那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让人好一阵子都没缓过神来，直到老人开口说话。

　　“你这鉴定报告不对，肯定搞错了。”老人看着鉴别判定的结果，眼神里的诚恳瞬间变成了不安，“我拿这报告怎么洗清自己呢？”话音未落，老人就把报告撕了个粉碎，让邓亚军重新做一份否定亲子关系的鉴定。

　　邓亚军摆了摆手表示不同意，结果老人就开始吓唬并责问她：“你这是要把我这把老骨头往绝路上逼啊，难道你不知道这样会毁掉一个家吗？”

　　邓亚军脸上毫无波澜，对这种吵闹早已见怪不怪。自从她干上了DNA鉴定师这行，威胁和辱骂就一直没断过。有人骂她铁石心肠，不懂得啥叫“善意的谎言”；也有人称她是婚姻的破坏者，拆散了一个又一个家庭。

　　她碰上过好多事儿，有的听起来挺有道理却又不对劲，也见识了各种人的本性。用她的话讲，就是啥离奇的事儿都可能会碰到。这些话让邓亚军心里挺不是滋味，但并没让她放弃做DNA鉴定师，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

　　邓亚军为啥会这么执着呢？她和那些做DNA鉴定的人之间，又有些啥样的故事呢？

　　邓亚军1972年在陕西西安出生，她胆子挺小。上学的时候，有个男同学恶作剧，把毛毛虫塞进了她的铅笔盒里，吓得她立马就把铅笔盒给甩了，浑身直哆嗦。后来在老师的安慰下，她才慢慢平静下来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铅笔盒就成了邓亚军的心病，每次翻开它，她都得仔细瞧瞧，生怕里头藏着什么“小东西”。可就这么个胆小怕事的女孩，大学毕业后竟然决定去当法医。

　　邓亚军家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特别，家里的大小事务大多是哥哥来决定。当哥哥听说邓亚军有学医的念头时，就建议说：“你是女孩子，要是当外科医生，身体可能会吃不消。不如考虑做法医，法医专业毕业后工作包分配，能直接进公检法单位，那可是个稳定的好工作。”

　　邓亚军没多想，直接在志愿表上选了法医专业。同学们跟她逗趣说：“要是哪天你验尸时，不小心和尸体关一块儿了，等门再开时，会不会多出一具被吓死的你呀？”邓亚军心里有点七上八下的，但终究是没改志愿。

　　1991年，邓亚军进入西安交通大学，学的是法医专业。在学校里，她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，每年都是专业里的第一名，奖学金也是年年不落，后来于1996年顺利毕业。

　　过完元旦，邓亚军跑到公安局政治部去办入职的那些事儿，然后又到灞桥分局露了个脸。那一刻，她那颗晃荡了半年的心终于“落定”了。骑车回家的路上，她忍不住一路掉眼泪。这个胆小的姑娘，到底还是用自己的努力，把心仪的工作给拿下了，正式踏上了“法医之路”。

　　在邓亚军看来，法医就是和警察一起，弄清楚人啥时候死的、为啥死的或者哪里受了致命伤，最后把整个死亡经过给搞明白。但当她自己真正开始独立负责时，才发现这活儿远没有想象中简单，要克服的难题一大堆。这时她才体会到以前老师说的“干不了”是啥意思，真的是干不了啊！

　　那时候，局里送来了一具重达200斤的尸体，邓亚军身边没有帮手，只能靠自己一个人费力地把尸体翻过来，检查是怎么死的、死了多久这一些状况。他使足了劲儿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才好不容易把尸体翻到了另一面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遇到一具女尸需要做开颅检查，但这女尸的颅骨特别坚硬，锯子都锯坏了好几把，还是没能快速打开。在一旁看着的队长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觉得邓亚军力气太小，就自己戴上手套，拿起锯子帮起了邓亚军。

　　另外，邓亚军带的那个勘查箱，里头装着榔头、锯子、凿子等一堆沉甸甸的勘查家伙，每次她都得提着这个大箱子去现场。不自己动手干，谁也不会想到法医还是个需要“大力气”的活儿。

　　当法医那会儿，邓亚军碰到了好多难以启齿的“场面”，就像那些烂得不成样子的尸体，这里就不细说了。

　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挑战，可不是每个法医都能扛得住的，但邓亚军，一个才20多岁的小姑娘，却硬是咬牙挺过来了。

　　对她而言，法医这份工作特别神圣，能帮死者发声、讨回公道。在她心里，真相的分量远超于恐惧，她不怕遇到多么可怕、让人反胃的现场，唯一让她忧心的是，自己的专业水平不够扎实，没法从现场里找出线索，给受害者一个交代。特别是时间一长，尸体上的线索就容易变得模糊，这样一来案子更难破了，说不定还会让更多人遭殃。

　　那时候还没有DNA检测技术，法医只能靠自己的专业技能来协助警察解决案件。为了更好的提高自己的水平，更准确地了解死亡情况，邓亚军在做法医的第三年，决定去考研。她和科长商量后，就一边上班一边读研了。

　　在北京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那一段时间，邓亚军开阔了眼界，见识了更宽广的世界。她开始琢磨，能不能利用DNA技术，分析现场留下的像血迹、指纹这样的线索，描绘出嫌疑犯的外貌特点，给案件侦破指条更明的路。

　　邓亚军心里有了个念头，她想跟科长说想继续读博士。但那时候的情况不允许，要是真想读，只能辞职或者停薪留职。停薪留职听起来不错，但她明白自己一读博就不会再回灞桥分局了，那就等于占着法医的位子不干活。心里过意不去的她，没听领导的劝告，干脆利落地选择了辞职，2002年7月就放下了法医的工作。

　　不懂的人胆子大，2004年印尼那场大海啸，死了好多人，邓亚军主动提出要用DNA技术去泰国帮忙救人。她和团队在成千上万具尸体里忙了半年，终于靠DNA技术找到了快2000个人的身份信息，帮逝者确认了身份，为国家争了光。

　　我起初开玩笑说自己是法医界的“逃兵”，不过还好，就算不当警察和法医了，我还是在司法鉴别判定的最前沿工作着。

　　2005年，邓亚军拿到博士学位后，就上手做起了DNA鉴定，成了中国最早一批DNA鉴定专家。看了成千上万份亲子鉴定报告后，邓亚军的思想观念不断受到冲击。碰到道德伦理、假话、真实情况和恐吓时，她会怎么办呢？又是什么让她说出“只信人的欲望，不信爱情”这样的话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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